编者按

　　中南大学人文绿帽社 二级教授聂茂创作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《王船山》出版后，好评如潮；根据他撰写的文学脚本制作成的4集大型纪录片《船山先生》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播出后，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。2025年10月7日是船山先生诞辰406周年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乡贤和学问大家，日前，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聂茂教授，让我们一起探寻《王船山》背后的精彩故事。

聂茂：湖南祁东县人，作家、诗人、文学评论家。中南大学人文绿帽社 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长篇历史小说《王船山》作者。自上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以来，先后出版各类著作50余部，多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出版。

　　一、源自骨子里的执着与热爱

　　记者：您当过乡下医生，做过党报记者，后又漂洋过海，学成归来，由最初的卫校中专生成长为985高校的文科二级教授。当记者时，您是报社的获奖大户。到异国他乡求学，您拿到文科全额奖学金。供职大学，您又拿到不少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，发表一大批高水平论文，出版多部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，包括两部英文专著，其中一部被作为美国大学生教材。而2024年6月，您的小说《王船山》甫一面世就引起轰动，成为现象级文学热点事件。这一切，您是如何做到的？

　　聂茂：罗曼·罗兰说过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。换言之，所谓成功，源于骨子里的执着与热爱。

　　老舍先生在写《我怎样写骆驼祥子》(载《收获》复刊号1979年第1期)一文中开篇写道：“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。”原因在于：“在学校开课的时候，我便专心教书，等到放寒暑假，我才从事写作。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，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地写作，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，有损于健康。”

　　老舍先生的说法跟我的心情几乎一样。老舍先生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；而我则一直在中南大学任教，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和所有的节假日进行创作，身心俱疲。

　　老舍先生坦言：“我不喜欢教书，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，时时感到不安；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，教书也不能给我像写作那样的愉快的满足。”

　　我同样不喜欢教书，第一个理由，除了没有渊博的学识外，我的普通话十分糟糕，准备了许多，也讲了许多，总感觉学生没有听懂；第二个理由跟老舍先生一样，教书也远没有写作那么愉快。特别是现在的大学和大学生，对教师和教学的要求极高，教师有许多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之外的限制和规矩。

　　然而，如同老舍先生所说：“为了一家子的生活，我不敢独断独行地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，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。”

　　的确如此。大学工作总体上还算稳定，如果辞职专事创作，恐怕一家人的生计难以得到保证。我一直羡慕并向往成为一名有编制、有薪水的专业作家。我很感激中南大学，在我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情况下直接聘为教授，我回避了因评职称而产生的种种压力和精神损耗。也正因为此，为了报答中南大学的知遇之恩，我勤勤恳恳在该校三尺讲台上耕耘了20余年，其间有多次机会调出，到所谓“更高的平台”或“更大的舞台”，包括去一度向往的作家协会或文联、杂志社供职，但最终饮水思源，我守住了初心。我明白自己的短板，也知道自己的长处。

　　记者：既要教书，又要写作。您怎敢用十余年时间去做一件也许并不能成功的事情，其真正的动力是什么？

　　聂茂：教书是一个“良心活儿”，写作是一场马拉松赛。如果你真心喜欢，如果你真的热爱，如果你一直在奔跑，你终会跑出自己的成绩。你要比拼的不是别人，也不是你的职业，而是心中的那个“你”，以及骨子里怎么也挡不住的那一份“执着”和怎么也停不下来的那一份“热爱”。

　　特别对于王船山，我在“执着”和“热爱”中还包含一份热泪与崇敬。他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一名纯粹的学者，而是一名满腔热血、斗志昂扬的平民英雄，是无数志士仁人的杰出代表。这样的人物，不应该停留在古籍中、停留在充满灰尘的仓库里或停留在学术层面的诠释中，而是要活灵活现地走出来、站起来，让更多的人感受船山思想的博大精深。就像《长安的荔枝》中所写：即便不能成功，我也要看看自己离成功究竟还有多远？这，就是我创作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《王船山》的动力之源。

　　二、船山先生：最具血性的明朝硬汉

　　记者：无论是为船山先生立传还是以他为原型写小说，都要阅读大量的船山先生的作品。请问：阅读船山先生诗文，最打动您的是什么？

　　聂茂：阅读船山先生的诗文，我常常会想到屈子。和屈子一样，船山先生是孤独的圣贤，他生活的时代，是中国最坏的时代，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船山先生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。如果大明王朝还在，历史很有可能不会出现这样一位大儒，而只是多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官吏。大明王朝灭亡，一介书生的他成了亡国孤民，他也心甘情愿做明朝最后一位遗民。

　　船山先生出生于公元1619年，即万历四十七年；卒于1692年，即康熙三十一年。纵观其一生，他的生活轨迹并不复杂。东方最远抵达江西吉安，南方最远抵达广东肇庆，西方最远抵达湖南武冈，北方最远抵达武昌、南昌。他的核心生活区域就在老家衡阳一带，包括南岳衡山，以及山上的续梦庵、湘西草堂等。

　　74年之中，他的前半生在求学，为了报效大明，这是他追梦的时期；中间他仅到广西南明永历朝廷做了一个名义上的准八品小官。大明虽灭，南明却还苟延残喘，他在续梦。他的后半生则是隐居，梦断南国。但是，作为亡国孤民，他一生忠于大明，躲进深山，孤独地生活，留着满头长发，誓不入清为官，也不承认是清朝子民，是最具血性的明朝硬汉。

　　记者：船山先生生活的年代，是中国历史上极度混乱和黑暗的年代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，处在漂泊流浪、饥寒交迫之中。他为什么还写出了那么多的作品？

　　聂茂：74年间，船山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写作上，除了各类论著，还有上千首诗词歌赋。有限的地点，无限的时间，平凡的生活，不平凡的思想，这是一个极具韧性和有着强烈野性生命力的人。我常想，他漂泊一生，流离失所，穷困潦倒，却享寿74岁，在那个年代算是长寿了。

　　上苍执意留下先生，难道是想让他给人间多贡献一些智慧吗？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活着的时候，船山先生只是一个平凡人，死后多年，才被世人慢慢发现他的价值。活着之时，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，甚至远离学社思潮中心，他的生命也不像众多名人那样千回百转、波澜壮阔。他的生活圈子和交际圈子都有限，他接触到的人鲜有历史上的大名人，其个人经历之中也少有改变历史乾坤的壮举。他像一朵花，为了活着的生命，为了他的春天，他寂静地开放。

　　三、“不愿成佛，愿见船山”

　　记者：船山先生活着的时候籍籍无名，死后却日益辉煌，非常牛。他的一生所写著作有100多部，400余卷，共800余万字，这还不包括散佚的、至今没有出版的文字。这应该就是他的底气所在，也是被众多巨人、大咖折服之所在吧？

　　聂茂：确实如此。在明清易代家破国亡和漂泊流离的特殊年代，可以说，王船山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一个朝代都难以完成的工作，不得不说是创造了奇迹。这是王船山之幸，更是湖湘文化和中华文明之幸。

　　已经出版的800余万字著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呢？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论文，一般要求是十几万字。而这里所说的还是用当下现代汉语标准书面语写作的字数。如果用三百多年前的文言文来创作博士论文的话，一篇论文数千字就足够了，一万余字的文言文绝对算是超长论文了。当代人可以用电脑写作，而王船山只能一笔一画写在薄薄的黄纸上。因此，王船山这800余万字的著作，可以说相当于写了上千篇当代社会的博士毕业论文。

　　这是何等之牛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王船山的著述并非粗制滥造、以量取胜，而是既有高原，又有高峰。

　　他的《张子正蒙注》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哲学思想上的扛鼎之作；

　　他的《〈诗经〉学三部曲》可以看成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代表作；

　　他的《“四书”学》姊妹篇是儒学思想中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；

　　而《黄书》和《读通鉴论》则完全有理由成为他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巅峰之作……

　　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熊十力认为：“汉以下，有哲学天才者莫如横渠、船山。船山伟大，尤过横渠矣。”熊十力认为王船山“志在中夏文化之复兴”，是“继续程朱以来之反佛教精神，而依据大易，重新建立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。”王船山易学体系“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”。

　　中国当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之一、“新心学”的创建者贺麟认为，王船山是王阳明以后第一人，他是集心学和理学之大成者，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，远高于同时代的顾炎武、黄黎洲。他不仅解除了心学和理学对立之壁垒，而且消融了程朱陆王(指“程颢、程颐、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”)之间的矛盾。他的《读通鉴论》和《宋论》二书，“明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将司马光的道德史观加以深刻、系统地发挥，注重夷夏之辨的《春秋》大义，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，建立了独特的历史哲学、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，对中国历史哲学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。

　　记者：您谈到船山先生之牛，令人感动。他除了著作等身，誓为文脉传薪火之外，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他的思想与精神之上的光亮吧？

　　聂茂：王船山牛在他不仅吃得苦，耐得烦，霸得蛮，牛在他上马杀敌以立功，下马读书以立言，一日三省以立德。

　　王船山牛在乱世之中，诸事瞬变，时势万变，但他忠心不变，信仰不变。

　　王船山牛在他能够忍受那些超出常人想象的孤苦、寂寞。

　　王船山牛在他执拗地顶着“明朝最后一个遗民”的帽子，“清风有意难留我，明月无心自照人”时，默默地活了那么长时间，永不投降，永远爱国。

　　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，王船山也是三百多年来被严重低估的学问大家和思想巨子。美国学者布莱克：“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、现代思想来源的人来说，王夫之可以说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。”

　　“西方有个黑格尔，中国有个王船山。”这是世人的普遍评价。

　　“不愿成佛，愿见船山。”这是万峰和尚的遗愿，也是300多年前一代禅宗大师能够给出的最高评价。

　　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，其中有四位是唯物主义哲学家，他们依次是：德谟克利特、王夫之、费尔巴哈、马克思。

　　西方学界将王船山与黑格尔、马克思并列，这是西方学界首次以最高标准认定的中国哲学家。

　　近代风流人物如陶澍、邓显鹤、曾国藩、郭嵩焘、胡林翼、谭嗣同、唐才常、黄兴、蔡锷、宋教仁、杨毓麟、陈天华等人，一致推举王船山为湖南人的精神领袖，“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”。

　　记者：王船山对近代湖南人乃至中国人，影响究竟有多大？

　　聂茂：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：“船山学术，为汉族光复之原。近代倡议诸公，皆闻风而起者，水源木本，端在于斯。”

　　梁启超认为，曾国藩、胡林翼、谭嗣同、黄兴等人无不受其影响。船山思想是清末革命党人塑造黄帝魂的重要思想资源，以“黄帝”为符号的身份认同，彰显了船山思想的民族主义色彩。

　　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指出：“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，在于主张民族主义，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。此是船山之大节，吾辈所当知也。”

　　毛泽东本人深受船山思想影响，称其“开一代风气之先”，“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数次亲笔题写“船山学社”。他撰写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，有不少来自船山思想的智慧灵光。

　　四、船山精神的当代价值

　　记者：能否谈谈船山精神对内卷化的当下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？

　　聂茂：首先，真正的才华从不因时代局限而湮灭。就像王船山，他虽身处乱世，却将个人不幸转化为文化传承的动力，最终在精神层面实现了“复活”与“永生”。不要老是抱怨怀才不遇。说到底，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的选择决定的。王船山及其衡州学子们的故事启迪我们：真正的“才”，是大才，是国家栋梁之才，是“提笔安天下，上马定乾坤”。真正的“遇”，不是外在的功名，而是能否将才华转化为精神价值。当代青年既要有建功立业的抱负，也要有超越功利的文化担当。这种平衡，才是应对“怀才不遇”困境的智慧。

　　王船山对自己了解得很透，看得很清，他视浮名和蝇利如粪土。直到晚年，他提醒两个儿子王颁和王敔兄弟俩不要在意一时的毁与誉，要有自己的定见。他相信王朝会变，人心会变，但文心不会变，文脉不会断。

　　其次，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君子人格。清朝统治了数十年，王船山还以“明朝遗臣”自居。他对清朝的抵抗，并非简单的政治立场，而是基于一直以来的信念和更深层的文化忧患意识。他认为，明清易代不仅是政权更迭，更是华夏文明面临的文化危机。他在《黄书》中提出的“保类卫群”思想，就是文化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。这种将历史认知与文明担当相结合的思考方式，恰恰是中国传统史学最珍贵的遗产。王船山“不识时务”的坚守，使得他的著作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思想广度和价值深度。他在《尚书引义》中指出：“君子之学，求其放心而已。”

　　小说中，当看到南岳山上穿着满人衣服的茶农采下的上等好茶，成为大清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饮用的贡茶时，王船山发问：为何大明土地上生长的东西，都成了大清的，连南岳山上土生土长的茶叶都不例外？尽管如此，他依然认定自己是明朝人，并以此自嘲道：“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殉道。”这样的高尚情操和思想境界，令人肃然起敬，感动莫名。

　　记者：船山先生的家风家教都很好，请您谈一下这一块，以及船山思想对当今的启迪意义。

　　聂茂：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。我认为，良好的家风家教是事业成功的基石。明朝灭亡后，王船山宁可躲进深山老林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也不愿给清廷“打工”。王船山一生有很多机会做大官、发大财，但他就是不愿意。这不就是今天那些不愿拍马屁、不肯随大流的“职场清流”吗？他们可能升不了职，但活得心安理得。

　　王夫之之所以成为船山先生，与他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。

　　《王船山》小说中，父亲王朝聘早年问儿子读书目的何在？王船山脱口而出“为了金榜题名。”见父亲沉吟不语，又大声答道：“为了治国安邦，策平天下。”父亲告诫他：读书者，先学做人，再得真学问，书死人活，格局高远，境界雄阔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谈“治国安邦，策平天下”。就这样，父亲为儿子扣好了“人生的第一粒纽扣”。王船山晚年在山上读书写作，他也言传身教，谆谆告诫儿女：“立志之始，在脱习气……以之读书，得古人意。以之立身，踞豪杰地。以之事亲，所养惟志。以之交友，所合惟义。”

　　王船山的两个儿子虽然没有做大官发大财，但当时都是当地大儒，一身正气。正是王家子孙一代又一代的共同努力，才让我们看到船山思想的万丈光芒。

　　记者：在新媒体时代和碎片化社会里，如何让船山先生更好地走近普罗大众，让大家争做“有根的灵魂”？

　　聂茂：不久前，湖南卫视和芒果TV播出由我撰写文学脚本的4集大型纪录片《船山先生》反响巨大，对于推介船山先生、让船山先生走近普罗大众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。因此，我希望小说《王船山》能够影视化，让更多的人找到方向，得到定力。他非常主流，充满正能量，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正脉，其“有心报国，处处可为”的精神内核具有永恒的现实意义。只是由于刻板印象，大家听到“思想家”就头大，不少影视公司把他单纯地认定为一名学者，认为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，拍了“没市场”。其实，这是误区。王船山一生跌宕起伏，既有国破家亡的大时代，又有个人坚守的闪光点，这种有血有肉、三观超正的历史人物，正是影视市场稀缺的宝贵“清流”。由我撰写文学脚本的四集大型纪录片《船山先生》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播出后反响巨大就是证明。

　　诚然，当前流行的是微短剧或视频号，两三分钟看完《水浒传》、三四分钟了解《三国演义》、五六分钟浏览《红楼梦》。而小说《王船山》不仅是110万字篇幅，而且夹杂着一些与历史语境高度契合的文言文或准文言文，这种文白相间的叙事风格虽然提高了阅读门槛，读者却也因此能够真正体会到母语的端庄与含蓄，可以一读再读，充分品尝其中的美味与滋养。

　　我坚信：在碎片化时代，美好的阅读是最好的“强力胶”，也是做“有根的灵魂”和“有定力的心魄”最强大的保障。

　　王船山自称“读过二万多首诗词”，他能“坐拥千年智慧”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，依靠的就是这些阅读，这也是船山思想光芒穿越三百多年后更加璀璨的秘诀所在。